第14章

法官点点头。

“可以，真实性问题可以在举证质证阶段解决。”

“不过从目前材料看，原告并非无收入来源的全职主妇。”

“这一点，被告方的陈述需要调整措辞。”

程景舟的律师脸色有点挂不住，硬着头皮说：

“我们只是就现有认知作出的判断。”

“如果材料属实，我们会做出相应补充说明。”

法官又把目光落到我这边。

“原告关于抚养权的主张，请具体说明理由。”

我握紧了手中的纸。

“法官，果果今年八岁，从出生到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照顾。”

“体检、打疫苗、家长会、生病住院，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在跑。”

“被告常年忙于工作，和孩子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

“另外，我和孩子目前居住的环境稳定，学校也已经转好。”

“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继续照顾她的生活和学习。”

“至于经济条件，刚才材料里已经写得很清楚。”

“我完全有能力负担她的成长费用。”

“我相信，跟着我，孩子可以得到更多的陪伴和情感支持。”

“这对一个未成年女孩的成长，比物质条件更重要。”

法官点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

“被告，你对抚养权有什么意见？”

程景舟站起来，嗓子眼滚动了一下。

“法官，我承认，这些年我在陪伴女儿这件事上做得不够。”

“但我一直在努力挣钱，就是为了给她更好的生活。”

“我有稳定的高收入，有资源和能力，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

“我可以给她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师资、最开阔的视野。”

“原告虽然现在也有收入，但这三年才刚起步，能不能持续下去，是未知数。”

“我不否认她在带孩子方面付出了很多。”

“可抚养权问题，不能只看谁付出得多，还要看谁能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我愿意承担主要抚养责任，也会尽量在工作和陪伴之间做出调整。”

“请法官综合考虑。”

他说完，又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情绪复杂得很。

有愧疚，有不甘，也有一种近乎焦躁的执拗。

像是非要赢下这局，哪怕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

庭审继续。

双方律师开始按流程举证、质证。

孟律师把我整理好的“十二年家务与育儿记录”打印成册，一本本递上去。

每一本都用不同颜色的封皮区分。

绿色的是孩子的成长记录。

蓝色的是家庭日常支出记账本。

黄色的是就医记录和陪护证明。

法官翻得很认真。

翻到一页医院急诊记录，忽然抬头问我。

“这次是凌晨两点送医？”

“是。”我回答。

“那时候孩子高烧抽搐，我一个人抱着她打车去的。”

“被告当时在哪儿？”

法官转向程景舟。

他愣了两秒，才挤出一句：

“在外地出差。”

“能提供当时出差的相关证明吗？”法官问他的律师。

律师点头：“可以，会后我们补交。”

法官又看向我。

“类似这样的情况，有多少次？”

我微微抿唇。

“具体次数我没数过。”

“但就我印象里，凌晨挂急诊至少有五次。”

“每一次，都是我一个人。”

“孩子发烧、咳嗽、拉肚子，都是我守在病床边。”

“他工作忙，能理解。”

“可如果现在要拿孩子来比谁更重要，我只能说，我见过她每一滴眼泪。”

“而他见过的，大多是朋友圈里晒出的笑脸。”

这句话说出口，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重。

法庭上一阵短暂的安静。

连书记员抬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有一瞬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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